根據史書美教授文章指出： 以華語文學指出華語語系在台灣涵蓋各種華語，如國語、河川洛語、客家語等，也包括各種和這三種主流華語有不同關係的其他華語，如定居殖民者的語言與原住民語言的碰撞下產生的「漢語」，再以莊怡文引用陳培豐所說的殖民地漢文、帝國漢文等指出表徵日本人和漢人的不同，其悠久的同文關係和後來的殖民關係 史書美教授在其文章認為台灣的原住民的發聲比起其他國家的原住民來的沒有理直氣壯，應該是殖民主義在時間軸和空間軸上的多重宰制更為透徹的緣故。

事實上，他的權力越來越大。在國際上，他淪為沒有人敢合作的孤家寡人。

同樣的問題，也可以用來考察中國的情況。這是一種善良的想像，但是我對此深表懷疑。與此同時，習近平的權力得到進一步鞏固，幾乎無人可以挑戰。甚至在布查慘案曝光之後，中國駐聯合國大使張軍以「任何指控都應基於事實」的說詞，來支持俄羅斯稱屠殺現場出自烏克蘭人「策劃」的無恥狡辯——全然不顧這是對日本極右翼否認南京大屠殺話術的「抄作業」。如果說愚蠢自大必然沒有好結果，普亭從2014年侵吞克里米亞就應該受到懲罰。

另一個雙手沾滿平民鮮血的專制政權領導人是八九學運的鎮壓者鄧小平。文：長平（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現居德國） 俄羅斯在烏克蘭布查鎮（Bucha）殘殺平民的暴行震驚世界。他動輒刑罰、罷黜貴族，讓帝國臣民噤若寒蟬。

此前，卡繆已在一九四四年一年之內出版過兩個版本的《卡里古拉》。翌年，《卡里古拉》根據昂熱版本在巴黎重演，並且出版劇本。由此不難看出，《卡里古拉》的創作是跟著卡繆的戲劇生命一同發展而來。其恣意妄為的行徑，在羅馬歷史學家蘇埃托尼（Suétone）所著的《十二帝王傳》裡多有跡可尋。

不論這些「可能」是否符合世間運行的準則，而他必須絕對自由。凡此，都清楚說明《卡里古拉》在卡繆創作生涯中的地位不容忽視。

然而早在卡繆寫於一九三七年一月的筆記裡，就可看出他已起心動念要以卡里古拉為題編寫劇本。他最親密的情婦，同時也是他企圖勒斃的鬧劇見證人。如果天理或神祇的存在，是為了維繫我們所認識的世界，穩定我們所信靠的秩序，那麼，隨著二十世紀歐洲兩次大戰的爆發，過去宗教在歐洲所提供的價值觀，究竟還能夠提供歷經浩劫的人類什麼樣的啟發？積極投入社會運動且在青年時代受進步思想影響的卡繆，或許並沒有直接在《卡里古拉》劇本裡否定宗教的價值，但毋寧是回歸到人的本體，從歷史發展、政治語言、人性欲望、藝術文學等等層面，試圖去重新界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卡里古拉掌握至高無上的權力，即便再瘋狂、再不合常理，但他本身就是律法與規範。

如同卡繆小說《異鄉人》一樣，劇作《卡里古拉》也觸及了生命與死亡、偶然與必然的議題。這看似尋得意義、重新歸返生活正軌的過程，卻開啟一連串令眾臣與人民匪夷所思的行徑。一九五八年出版的《卡里古拉》，一般被認為定稿，但無礙一九四七年版本的流通。此時距離他在阿爾及利亞創立「勞動劇團」（Théâtre du Travail），不過才一年左右光景。

其中最關鍵者，便是自由的本質與邊界。在《卡里古拉》裡，有的是讓戀人心心念念的皎潔月色，而殺戮則是君王用以證明其合理邏輯的工具。

然而卡繆並不是要編寫一齣羅馬宮廷大戲，也未必單純為了彰顯愛國抗敵之心。卡繆在劇情細節上仔細推敲，對於卡里古拉性格的揣摩與描寫也不斷琢磨

如同卡繆小說《異鄉人》一樣，劇作《卡里古拉》也觸及了生命與死亡、偶然與必然的議題。其中最關鍵者，便是自由的本質與邊界。從卡繆創作的歷程來看《卡里古拉》，便知劇本重點在於那些恆久不變的人生命題。文：羅仕龍（法國巴黎新索邦大學戲劇博士） 【導讀】必須絕對自由 人類存在的本質是什麼？這是閱讀每一本卡繆的作品時，讀者總會反覆思索的問題。卡繆在劇情細節上仔細推敲，對於卡里古拉性格的揣摩與描寫也不斷琢磨。他最親密的情婦，同時也是他企圖勒斃的鬧劇見證人。

此前，卡繆已在一九四四年一年之內出版過兩個版本的《卡里古拉》。他宣稱自己的所作所為有其道理，卻是濫殺無辜，喜怒無常，導致意圖推翻他的宮廷政變正蠢蠢欲動。

《卡里古拉》劇中的暴君，在歷史上真有其人。其恣意妄為的行徑，在羅馬歷史學家蘇埃托尼（Suétone）所著的《十二帝王傳》裡多有跡可尋。

據卡繆本人的說法，此處更動乃是為了凸顯卡里古拉所欲追求的「高級自殺」。只不過《卡里古拉》裡沒有白花花刺得讓人睜不開雙眼的熾熱陽光，殺人也並非純然出於不明所以的動機。

不論這些「可能」是否符合世間運行的準則，而他必須絕對自由。卡里古拉之所以令人畏懼不安，來自於他的荒腔走板，難以捉摸。劇中所涉及的主題，都是卡繆念茲在茲，並且通過劇本的反覆修訂以求更加貼切地表達。這豈不就是人生最大的自由和自在嗎？既不受外在規訓控制，又無須在心中自我約束——甚至所謂的「天理」都已蕩然無存，因為卡里古拉自己扮演神祇向民眾索求獻禮。

有意除去卡里古拉為父報仇的年輕詩人，卻又在他身上看見彼此共通的特質進而惺惺相惜。這看似尋得意義、重新歸返生活正軌的過程，卻開啟一連串令眾臣與人民匪夷所思的行徑。

除了一九四七、一九五八兩個主要版本之外，卡繆還留下多份《卡里古拉》劇本手稿，內容不盡相同，且劇名標題時有修改。對應到本劇創作與演出期間，不免讓人聯想到幾近瘋狂的歐洲獨裁者，以及群眾的集體恐懼，為求自保而不得不隨政治翩翩起舞。

對卡里古拉來說，意念之起就是結果所至，凡欲求者皆可實現。然而早在卡繆寫於一九三七年一月的筆記裡，就可看出他已起心動念要以卡里古拉為題編寫劇本。

這個版本與一九四四年的兩個版本之間有著明顯的更動，例如卡里古拉在第三幕裡拒聽老貴族提供的貴族政變情報。他動輒刑罰、罷黜貴族，讓帝國臣民噤若寒蟬。一九五七年，《卡里古拉》在法國昂熱戲劇節演出，卡繆再對劇本做出調整，加強埃利恭的戲分。以台灣為例，二〇二〇年由EX-亞洲劇團演出的《追月狂君——卡里古拉 》，主要便是根據一九四七年版本而來。

然而卡繆並不是要編寫一齣羅馬宮廷大戲，也未必單純為了彰顯愛國抗敵之心。一九五八年出版的《卡里古拉》，一般被認為定稿，但無礙一九四七年版本的流通。

卡里古拉掌握至高無上的權力，即便再瘋狂、再不合常理，但他本身就是律法與規範。他與元老貴族之間狀似親密甚至輕佻，一會兒嘲弄他們服藥以為是自保的可笑計策，一會兒又開誠布公燒毀謀反的證據。

如果天理或神祇的存在，是為了維繫我們所認識的世界，穩定我們所信靠的秩序，那麼，隨著二十世紀歐洲兩次大戰的爆發，過去宗教在歐洲所提供的價值觀，究竟還能夠提供歷經浩劫的人類什麼樣的啟發？積極投入社會運動且在青年時代受進步思想影響的卡繆，或許並沒有直接在《卡里古拉》劇本裡否定宗教的價值，但毋寧是回歸到人的本體，從歷史發展、政治語言、人性欲望、藝術文學等等層面，試圖去重新界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他縱情放蕩，不顧君臣義理。